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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，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孩子来到武汉，说出名字急忙送见李克农

1938年5月的一天，一个穿着普通的中年妇女，拉着一个年幼的孩子，来到了武汉江岸区长春街57号一幢四层楼房前。在中年妇女的身旁，还跟着一位年过六旬、须发花白的老大爷。从中年妇女的神情来看，她并不是本地人，而是来找什么人的。因为，当中年妇女走到长春街之后，她就开始时不时抬头察看悬挂在每一幢楼房门前的牌匾。

长春街57号这幢四层楼房，是一座中西结合的近代建筑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，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，董必武奉命来到武汉筹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。最初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选址在汉口安仁里1号，没过几个月就搬到了江岸区长春路57号。也就是说，这幢中西结合的四层楼房，就是当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办公之地。

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门口，看着门前悬挂着的牌匾，中年妇女会心一笑，急忙扭头对身边的老大爷说道：“公公，到了，到了！”原来，老大爷是中年妇女的公公。老大爷听了之后，立即抬头看了看那幢四层楼房，然后捋着胡须点了点头，也露出了笑容。这时候，中年妇女拉着孩子高兴地快步上前，来到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门口负责警卫的同志面前。

中年妇女对着门口的警卫说道：“同志，请问李克农是不是在这里工作？我是他的妻子，是他写信让我来这里找他的！”听到“李克农”这个名字，警卫愣了一下，打量着中年妇女问道：“你们是李克农同志的……”中年妇女笑着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拉着孩子的中年妇女和她的公公，很快被带进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送见李克农。

原来，这位中年妇女不是别人，正是李克农的妻子赵瑛。赵瑛，原名赵彩英，1899年出生在安徽芜湖一个富商家庭。赵瑛的父亲赵筱舫，是芜湖当地一家照相馆的老板，他为人和善、家境富裕。由于是家中唯一一个孩子，所以赵瑛从小就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。幼年时期的赵瑛聪明伶俐，父母很早就送她到女子学堂读书识字，长大后又读了芜湖女子师范学校。可以说，赵瑛是一位有文化的新式女子。

1917年9月，18岁的赵瑛已经是一个温柔漂亮、知书达理的大姑娘了。看着女儿赵瑛一天天长大，父亲赵筱舫便操心起女儿的婚事。当时，社会上由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还比较盛行，虽然赵瑛对此十分抵触，但是却不无可奈何。不久之后的一天，赵筱舫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中，偷偷对妻子说道：“妥了，说好了，和咱们女儿一样大！”

妻子急忙问道：“哪家？是干什么的？”赵筱舫回答道：“在海关上班的李哲卿家，他家的大儿子李克农前不久刚从北平回来，听说以前在报刊社工作，长得一表人才，今年也是18岁！”就这样，在双方父母的操办下，赵瑛与李克农定下了亲事，并很快举行拜堂成婚仪式。当时的赵瑛和李克农都没想到，虽然他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，但是他们一见如故、情投意合，并携手走过了四十多年风风雨雨。

结婚之后，李克农和赵瑛相敬如宾，夫妻感情日渐浓烈和融洽。从1918年到1925年，赵瑛先后为李克农生育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。在此期间，李克农经人介绍，在芜湖中学生自发组织的进步团体工作，他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，并加入了党组织；而赵瑛则当起了李克农的“贤内助”，她任劳任怨照顾公婆、抚养年幼的孩子，时常受到街坊四邻的夸赞。

与此同时，每当李克农和同志们在家中商量事情的时候，赵瑛总是一言不发地准备好茶水，并“懂规矩”地主动走到门外，并替大家站岗放哨。为了支持李克农的革命工作，赵瑛拿出自己的陪嫁品去卖，并将换来的钱全都交到李克农的手中。除此之外，在赵瑛的劝说下，她的父亲赵筱舫也多次资助支持女婿李克农。赵瑛在背后的默默付出和支持，让李克农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感激。

大革命失败之后，革命斗争的形势日益凶险和残酷，李克农和同志们隐蔽在安徽巢县（今安徽巢湖市）裕溪口，秘密从事革命工作。当时，尽管赵瑛知道革命工作的危险性，但是她毫不惧怕，并一如既往地支持丈夫李克农。1927年4月的一天，赵瑛让父亲赵筱舫在警察局托关系打听到了一个消息——敌人已经知道了李克农等人的藏身之地，并准备突然袭击，对李克农等人实施抓捕。

怎么办？心急如焚的赵瑛思前想后，决定亲自赶到巢县裕溪口，将这个消息提前告诉丈夫李克农。当天，天空中下着倾盆大雨，已怀有四个多月身孕的赵瑛，雇了一艘小船渡江去给丈夫报信。小船正在缓慢行驶，赵瑛就发现远处有一艘轮船也正朝着裕溪口方向快速驶进，很明显这是要去抓捕李克农等人的敌人。

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赵瑛急忙让船夫靠岸停船，然后她冒着雨开始在泥泞的田埂上奔跑，并一口气跑了八里路，赶在敌人的前面到了裕溪口。当李克农见到妻子赵瑛之后，他吃惊地问道：“（赵）瑛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此时，赵瑛气喘吁吁地说道：“快让同志们转移，敌人马上就来了！”就这样，得到消息的李克农和同志们迅速组织了转移，敌人扑了个空。

这或许是赵瑛第一次从事情报工作，她的机智和勇敢也得到了丈夫李克农的称赞。1928年秋天，按照组织的安排，李克农暂时告别妻子来到上海工作。在这一时期，李克农主要从事组织的宣传工作，担任过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一职。1929年11月，李克农在至交好友胡底的介绍下，结识了供职于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钱壮飞。而这个上海无线电管理局（局长为特务头子徐恩曾），其实就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前身—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。

一个月之后，也就是1929年12月，在组织的安排下，李克农、胡底也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。由此，著名的“龙潭三杰”成功打入敌人内部，从而在隐蔽战线上开启了传奇的令人胆颤心惊的斗争历程。李克农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之后，先后担任广播新闻编辑、电务股股长，并很快得到了特务头子徐恩曾的赏识。

在这样的情况，根据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的指示，李克农、胡底、钱壮飞在敌人内部建立了特别党小组，由李克农担任党小组组长。在特务头子徐恩曾的身边潜伏，李克农面对着巨大的风险，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。当时，李克农已经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中层官员，每月的收入不菲，如果没有家庭生活的话，难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。

因此，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，李克农在请示组织之后，大胆将妻子赵瑛和孩子接到了上海，与自己一同生活。同时，李克农还故意把家安在徐恩曾情妇的隔壁，以骗取徐恩曾的信任。后来，事情的发展正如李克农所料，特务头子徐恩曾看到李克农全家人都在他的视线范围内，所以慢慢打消了对李克农的疑虑。

当时，赵瑛虽然知道丈夫李克农是一个“潜伏者”，但是她并不知道丈夫李克农的具体任务是什么。不过，赵瑛心里很清楚，她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并小心翼翼地掩护好丈夫李克农的身份。为了尽快适应“官太太”这个身份，赵瑛故意接近身边那些真正的官太太，并主动和官太太们打成一片，从而骗取她们的信任。

那时候，李克农每月的工资本来足以养活赵瑛和孩子们，可是他们把大部分工资用在应酬上，以至于总是入不敷出。因为，只有靠应酬搞好所谓的人际关系，李克农才能探听到各方面的消息和情报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李克农、赵瑛在家中经常用“三鲜泡饭”来充饥。什么是“三鲜泡饭”？就是在做米饭的时候，将酱油、盐、味精三种调味料直接加入到水里，这样做出来的米饭就是“三鲜泡饭”！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当时赵瑛所承受的心理压力，要远远大于丈夫李克农。因为，作为一个妻子又是一位母亲，她真心希望一家人过上平平安安的日子。可是，作为革命者的家属，她就必须提起勇气去面对那令人担惊受怕的日子，甚至不惜用自己和孩子当“人质”，以求得革命斗争的胜利。希望和现实虽然是矛盾的，可是赵瑛并没有任何怨言，仍然一如既往地在背后支持着丈夫李克农。

1931年4月，赵瑛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由于顾顺章在被捕之后叛变，上海党组织和同志们顿时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。万幸的是，在敌人开始破坏行动之前，钱壮飞就将“顾顺章叛变”的消息传递给了李克农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李克农协助周恩来立即组织同志们转移撤离，这才避免了上海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。

当时，由于事发突然、时间紧迫，李克农只能委托交通员去告诉妻子赵瑛：“情况有变，千万不要回家，带着孩子在外面躲一躲！”赵瑛接到消息之后大吃一惊，她急忙拉着孩子离开了家。可是，赵瑛在上海无亲无故，也没有丈夫李克农的任何音讯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赵瑛心疼孩子们，她最初打算带孩子们回老家，不过她又担心自己离开上海，会给丈夫李克农引来麻烦。

怎么办？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无奈的赵瑛只好带着孩子们在上海街头风餐露宿，过起了流浪的辛酸日子。一个多月之后，心思缜密的赵瑛突然想起，丈夫李克农此前曾去过一个秘密联络点。于是，抱着对丈夫李克农的无比想念，赵瑛带着孩子们来到这个秘密联络点，以期在这里见到丈夫李克农。然而，一连好几天，赵瑛在秘密联络点都碰不到一个熟人，更别说丈夫李克农了。

赵瑛的心情沮丧极了，她无数次在孩子们睡着之后偷偷抹泪，为丈夫李克农而担心。就在赵瑛和孩子们走投无路之际，和李克农一起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宫乔岩，恰好来到了这个秘密联络点。宫乔岩认识赵瑛和孩子们，他望着犹如乞丐一样的赵瑛和孩子们，顿时流下了眼泪。在宫乔岩的帮助下，赵瑛和孩子们很快被送到了周恩来那里。后来，当周恩来将赵瑛和孩子们的消息告诉李克农之后，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李克农，激动得半天说不出来话，只有捂着鼻子低声抽泣。

一家人团聚了，赵瑛期望着能和丈夫能过几天平平安安的日子。可是不久之后，李克农就接到了新的任务——到中央根据地工作。由于路上危机四伏，再加上人多容易暴露，因此李克农和妻子赵瑛在商量之后，决定自己一个人去中央根据地报到，赵瑛则带着孩子们回安徽芜湖老家，继续照顾公婆、抚养孩子们。

在分别之后，赵瑛一头扑进丈夫李克农的怀里，哭着说道：“（李）克农，一路平安，你放心，我会把家里照顾好的。你一个人在外面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我和孩子们永远等着你！”李克农温柔地抚摸着赵瑛的头发，红着眼睛说道：“（赵）瑛，自从嫁给我，你受了不少委屈，你辛苦了，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和支持。只要条件成熟了，我就去接你和孩子们……”

当时的李克农和赵瑛或许不会想到，他们夫妻在上海的这一别，再见面就是六年之后。李克农来到中央根据地之后，很快被任命为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、红军工作部部长，他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央苏区和红军政治保卫工作的建设。后来，李克农又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承担着保卫中央的重任。

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之后，李克农又积极配合周恩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，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在与妻子赵瑛分离的日子里，李克农无时不在牵挂着她和孩子们，一有机会李克农就给妻子赵瑛写信，以表达自己对家人的思念之情。有一次，李克农在信中这样写道：“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我思念家人之情是你（赵瑛）可以想象得到的！”

每次接到丈夫李克农的来信，赵瑛都激动不已，看着信上熟悉的字迹，她摸了一遍又一遍，任由泪水从眼眶中涌出。1937年4月，正在南京开展国共合作工作的李克农，抑制不住对亲人们的思念，抽空回了一趟安徽芜湖老家。一路上，李克农的内心既开心又紧张——想着见面时间的场景，想着孩子们是不是都变样了！

这一天，归心似箭的李克农终于来到了家门口。然而，当李克农敲响家门之后，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了——原来，开门的女儿看到外面站着一位留着胡须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，她根本没有认出来这个人就是她的父亲李克农。于是，“哐当”一声，女儿又把门关上了！直到赵瑛在屋子里听见外面的叫声——“瑛、瑛，我回来了，我是克农啊！”一家人这才飞奔到门外，与李克农紧紧拥抱在一起，笑着的同时哭了，哭着的同时又笑了！

由于工作繁忙，李克农在家只待了两天，就急匆匆地告别妻子和孩子们。这一次分别，与六年前的那次分别完全不一样，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因为李克农已经告诉妻子赵瑛—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要形成了，到时候南京、武汉、西安、桂林等大城市都要成立八路军办事处，等我忙完了这些事情，就接来你和孩子们！

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又过了一年！1938年5月，此时在湖北武汉担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的李克农，写信给妻子赵瑛，让她带着年迈的公公和小儿子李伦，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自己团聚。与此同时，李克农的大儿子李治、二儿子李力、大女儿李宁、二女儿李冰，则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副官龙飞虎同志的护送下，启程前往延安。

1938年5月的一天，赵瑛带着年迈的公公，以及小儿子李伦辗转来到了武汉。紧接着，赵瑛按照丈夫李克农在信上写的地址，到达位于长春路57号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门口。当赵瑛说出丈夫李克农的名字，负责警卫的同志急忙将他们送进办事处里面，并将情况层层上报到了李克农那里。

在赵瑛看来，她与丈夫李克农的这一次团聚，才是真正的团聚。因为从此之后，赵瑛和李克农就再也没有分开过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李克农无论去哪里工作，都要将妻子赵瑛带在身边，以至于同志们经常开玩笑说：“（李）克农同志真是疼老婆啊，干什么都要老婆陪着！”听到这些玩笑话，赵瑛有点不好意思，她曾红着脸对丈夫李克农说道：“（李）克农，你以后忙你的事情，不用总是陪着我！”

1941年2月，李克农和赵瑛回到延安工作，并与孩子们团聚。此后，李克农历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、中央情报部副部长，他参与领导了全国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工作，同时还建立了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系统。这里要多说的是，西安情报系统是我党开展北方情报工作的基地，其为党组织及时地提供了能够决定政策行动的很多重要机密情报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李克农又先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、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等系列重要职务。1955年，我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，当时担任副总参谋长兼中央调查部部长的李克农，被授予了上将军衔。在当时五十多位上将之中，李克农是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、打过仗的上将！授军衔之后，李克农曾感慨地说道：“我这枚军功章上也有赵瑛的功劳！赵瑛同志不仅是我的革命伴侣，而且还是我工作上的得力助手！”

1957年10月，李克农因突发脑溢血而住院治疗。从这个时候起，李克农的身体健康状况就一直不是很好。可是，李克农仍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，而且还经常熬夜看文件写报告。妻子赵瑛多次劝说李克农，让他多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可是李克农却说道：“组织交给我的工作，我必须要完成，绝不能拈轻怕重，推三阻四！”

为了减轻丈夫李克农的工作压力，赵瑛经常帮着丈夫读文件，以便能够让丈夫躺在床上一边休息一边听。同时，赵瑛还根据李克农的口述，帮着李克农草拟报告和文件。当丈夫李克农熬夜工作之时，赵瑛总是贴心地为丈夫准备一顿夜宵，尽心尽力陪伴在丈夫的身边。李克农和赵瑛之间的革命爱情，令许多人都羡慕不已！

然而，让人感到痛惜的是，1961年1月6日，赵瑛因患癌症治疗无效，而在北京肿瘤医院溘然长逝，年仅62岁。噩耗传来，李克农悲痛万分，当着儿女们的面流下了伤心的泪水。当时还在病中的李克农无限悲伤，深情地称颂这位跟随他四十四年的老伴是“母仪典范”。后来，李克农在家中偶然找到一张他和赵瑛年轻时候的合影照片。

李克农望着照片上面带笑容的赵瑛，不禁触景生情，在照片背后写下了令人动容的一段话——赵瑛同志像：此相片于1940年摄于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。不幸，赵瑛同志于1961年病逝于北京肿瘤医院，从此和我们永别了！回顾这二十一年（从拍摄照片到赵瑛病逝），她埋头工作，辛勤劳动，扶老携幼，苦了一生！特留此遗照，以表哀思！落款：李克农，1961年8月8日（立秋日）。

赵瑛病逝之后，儿女们担心家里留着的关于母亲的遗物，会引起父亲李克农的哀伤之情，于是他们几次要撤走母亲的遗物。可是，李克农坚决不同意，他不但保持着赵瑛生前家里的一切布置，而且在墙上还悬挂了一幅赵瑛贤淑端庄的遗像，并在遗像下方的桌子上摆了一些水果和食品。

后来，李克农养成了一个习惯，那就是他每次从办公室返回卧室的时候，都要整理整理衣服，神情庄严地走到妻子赵瑛的遗像面前，久久注视着妻子赵瑛的容貌，然后三鞠躬以表心中的哀思！儿女们心里明白，母亲赵瑛去世之后，父亲李克农的感情世界已经垮了，父亲唯有更加努力地工作来淡化对母亲的思念！